01
1934年10月的一个深夜，瑞金城外的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办公室里，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芒。陈赓正在批阅最后一批学员的毕业报告，突然，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。
“报告！”一个浑身湿透的通信员站在门口，雨水顺着他的军帽檐滴落在地板上，在昏黄的灯光下形成一小滩水渍。
“进来。”陈赓抬起头，看到通信员手中紧紧攥着一个油纸包裹的信封，上面印着中革军委的火漆印。
通信员双手将信封递过来：“首长，中革军委紧急命令，要求立即送达，立即执行。”
陈赓接过信封，撕开火漆印，展开里面的文件。他的眉头渐渐皱起，目光在那几行字上反复扫过。文件的内容很简短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在他心上：
“鉴于当前形势，中革军委决定：一、立即恢复红军学校建制；二、组建军委直属干部团；三、任命陈赓同志为干部团团长，宋任穷同志为政委；四、限三日内完成组建，随时准备执行特殊任务。”
文件的最后，是几个熟悉的签名。陈赓知道，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即将到来。
他走到窗前，透过雨幕望向远方。广昌战役的惨败还历历在目，5500多名战士的鲜血染红了那片土地。现在，中央苏区的地盘一天天缩小，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。所有人都明白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转移即将开始，但没人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通。
“通信员，”陈赓转过身，“立即通知宋任穷同志，半小时后在这里碰头。另外，通知肖劲光、韦国清、林芳英、罗贵波、余泽鸿等同志，明天早上六点，在学校大礼堂开会。”
通信员敬了个礼，转身消失在雨夜中。
陈赓重新坐回桌前，开始在纸上列出一个又一个名字。这些名字，每一个都代表着红军中的精英。他知道，中革军委要他组建的，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，而是一支能够在最危急时刻扭转乾坤的精锐力量。
半小时后，宋任穷推门而入，身上还带着雨水的寒意。这位刚从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委任上调来的年轻指挥员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
“老陈，什么事这么急？”
陈赓将文件递给他：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宋任穷快速浏览了一遍，抬起头：“干部团？这是要把所有的精英都集中起来啊。”
“不仅如此，”陈赓站起身，在屋内踱步，“你注意到‘特殊任务’这四个字了吗？我判断，这支部队很可能要承担保卫中央的重任。”
宋任穷点点头：“广昌失守后，形势确实危急。听说敌人已经调集了100万大军，准备对苏区进行最后的围剿。”
“所以，我们必须在三天内，组建起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部队。”陈赓的声音里透着坚定，“这支部队的每一个战士，都必须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。”
02
第二天清晨，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，聚集了近百名军政干部。这些人中，有刚从前线下来的团长、师长，有在红军大学深造的高级指挥员，还有各个特种兵科的技术骨干。
陈赓站在台上，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熟悉的面孔。肖劲光坐在第一排，这位曾两次赴苏联学习、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革命，眼神沉稳如水。旁边的韦国清，虽然年轻，但已经是红军大学的总支书记，未来的路还很长。
“同志们，”陈赓开口了，声音在大礼堂里回响，“我知道大家都很疑惑，为什么突然把你们召集起来。现在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中革军委决定组建一支特殊的部队——军委干部团。”
台下一阵窃窃私语。干部团？这是个什么编制？
陈赓继续说道：“这支部队将直属中革军委领导，编制虽然只有团级，但它的任务和性质，远超过一个普通的团。简单地说，这将是红军的‘御林军’，是在最关键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精锐部队。”
肖劲光站了起来：“陈团长，这支部队的具体编制是怎样的？”
“一个上级干部队，四个步兵营。”陈赓回答，“上干队由红军大学的优秀学员组成，主要是营团级军政干部。一营、二营从第一、第二步兵学校抽调连排长级别的干部。三营是政治营，由政治科的指导员和干事组成。四营是特科营，包括炮兵、工程兵、机枪等技术兵种的骨干。”
林芳英举手发言：“团长，我们这些人，很多都是从师长、团长的位置上下来的，现在去当营长、连长，会不会…”
“会不会觉得委屈？”陈赓接过话头，“同志们，我陈赓从红军学校校长变成干部团团长，宋任穷同志从师政委变成团政委，我们觉得委屈吗？不！因为这支部队的使命，比任何职务都重要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声音变得更加低沉：“实话告诉大家，中央苏区已经守不住了。我们即将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转移，而这次转移能否成功，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这支部队的表现。”
会场里陷入了沉默。每个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
余泽鸿，这位曾任上海党中央秘书长、建宁独立师师长的老革命，缓缓站起身：“陈团长，既然使命如此重大，我愿意到干部团来，哪怕当个普通战士都行。”
“我也愿意！”韦国清站了起来。
“算我一个！”罗贵波也站了起来。
很快，整个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。看着这些红军的精英，陈赓的眼眶有些湿润。他知道，这支部队已经有了灵魂。
接下来的三天，是疯狂的三天。各个部队的精英被迅速抽调，编入干部团。这些人中，有身经百战的老兵，有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，有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军事理论家，还有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。
最让陈赓感到欣慰的是，这支只有1000多人的部队，几乎每个人都掌握着一门或多门军事技能。上干队的学员，个个都能指挥一个营甚至一个团作战。四营的特科人员，精通各种技术兵器的使用和维修。就连负责后勤的人员，也都是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好手。
10月10日，干部团正式成立。这一天，瑞金城外的训练场上，1000多名精英战士列队站立。陈赓站在队伍前面，看着这支崭新的部队，心中既有豪情，也有隐忧。他知道，未来的路充满了凶险，但他相信，这支部队一定能够创造奇迹。
03
1935年1月28日，贵州土城。
凛冽的寒风卷着雪花，打在脸上如刀割一般。陈赓趴在山头的战壕里，用望远镜观察着山下的动静。在他身后，干部团的1000多名战士正在紧张地构筑工事。
“团长，侦察员回来了！”参谋长跑过来报告。
一个浑身是血的侦察员被两个战士架着走过来，他的左臂已经被子弹打穿，鲜血染红了整条胳膊。
“团长…敌人…敌人不是两个团…”侦察员喘着粗气，“是郭勋祺的两个师！还有后续部队正在赶来！”
陈赓的心一沉。原本情报说敌人只有两个团，现在变成了两个师，兵力相差了六倍！而此时，红军主力正在按照原定计划展开，如果不能及时调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“立即向军委报告！”陈赓果断下令，然后转向干部团的营长们，“各营注意，准备迎击敌人主力！记住，我们的任务是挡住敌人，为主力部队调整部署争取时间！”
很快，震耳欲聋的炮声响起，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成群的敌军士兵在军官的驱赶下，向干部团的阵地扑来。
“稳住！都给我稳住！”陈赓在战壕里来回奔走，“记住你们都是干部，是红军的骨干！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！”
四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着仅有的几门迫击炮，准确地轰击着敌人的冲锋队形。炮弹在敌群中爆炸，掀起阵阵血雨。但敌人仗着人多，一波接一波地冲上来。
“一营，左翼有敌人包抄，立即派一个连堵住缺口！”
“三营，组织政工干部到一线，稳定军心！”
“二营，准备反冲锋，把突入阵地的敌人打出去！”
陈赓的命令一个接一个，整个干部团就像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战斗力惊人。每一个战士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每一个干部都能独立指挥作战。
激战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。敌人发起了十几次冲锋，都被干部团打了回去。阵地前沿堆满了敌人的尸体，鲜血把雪地染成了红色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：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已经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，正在紧急调整部署，命令干部团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，为主力转移争取时间。
“同志们！”陈赓站在战壕里大声喊道，“中央相信我们，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！我们绝不能让中央失望！”
“绝不让中央失望！”战士们齐声呐喊，士气大振。
太阳渐渐西斜，敌人的攻势却更加猛烈了。郭勋祺亲自来到前线督战，把他的王牌部队都投入了战斗。
就在最危急的时刻，肖劲光带领上干队的预备队冲了上来。这些营团级干部组成的预备队，战斗力更是惊人。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指挥，自动分成若干个战斗小组，哪里危险就出现在哪里。
“陈团长，左翼敌人被打退了！”
“右翼阵地巩固了！”
“正面敌人开始撤退！”
一个又一个好消息传来。郭勋祺没想到，他的两个精锐师，竟然被红军一个团挡住了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这个团的战斗力如此顽强，打法如此灵活，简直不像一个团，倒像是一个军。
夜幕降临时，敌人终于停止了进攻。陈赓巡视着阵地，看着那些疲惫但眼神依然坚定的战士们，心中充满了自豪。这一仗，干部团伤亡了200多人，但他们挡住了敌人两个师的进攻，为红军主力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一仗打出了干部团的威名。从此，“陈赓的干部团”成了敌人闻之色变的部队。
04
1935年2月25日深夜，遵义城外的一座破庙里，陈赓正在和几个营长研究地图。煤油灯的光芒在地图上跳跃，照亮了每一个人紧张的面孔。
“老鸦山，这是关键。”陈赓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高地，“谁控制了老鸦山，谁就控制了遵义。现在吴奇伟的两个师正在向这里集结，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占领这个制高点。”
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。一个满脸血污的传令兵冲进庙里：“陈团长！紧急情况！张宗逊的部队在老鸦山遭到敌人优势兵力反击，张宗逊负重伤，钟伟剑团参谋长阵亡！阵地即将失守！”
庙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老鸦山一旦失守，不仅遵义保不住，红军的整个战略部署都将被打乱。
陈赓霍然站起：“还有多长时间？”
“最多两个小时！敌人的后续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增援！”
陈赓扫了一眼地图，又看了看表，果断下令：“全团立即出发！告诉同志们，我们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内赶到老鸦山！”
“一个半小时？”林芳英吃了一惊，“团长，那可是三十多里山路啊！”
“就是爬也要爬过去！”陈赓的声音斩钉截铁，“通知全团，轻装前进，除了武器弹药，其他东西全部扔掉！”
凌晨两点，干部团开始了一场生死时速的急行军。山路崎岖，夜色如墨，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着。有人摔倒了，爬起来继续跑；有人的鞋子跑掉了，光着脚也不停步。
陈赓跑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他知道，每一分钟都关系着战局的成败。在他身后，是1000多名红军精英，他们中的很多人，都曾指挥过大规模的战斗，现在却像普通士兵一样，拼尽全力地奔跑着。
山路越来越陡，很多人已经跑不动了，开始手脚并用地爬行。宋任穷一边爬一边鼓励着战士们：“同志们，再坚持一下！老鸦山上的同志们在流血，在等着我们！”
凌晨三点半，当干部团终于看到老鸦山的轮廓时，山上的枪声已经稀疏了很多。显然，守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。
“上刺刀！”陈赓拔出手枪，“跟我冲！”
没有任何战前动员，没有任何作战部署，1000多名精疲力竭的干部团战士，就这样发起了冲锋。他们的喊杀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响起，如同惊雷一般。
正在进攻的敌军完全没有想到，红军的援军会来得这么快。更让他们惊恐的是，这支援军的战斗力如此凶悍，每一个战士都像是不要命的猛虎。
肖劲光带领上干队从左翼迂回，韦国清指挥四营的特科兵从右翼包抄，林芳英和罗贵波率领三营从正面突击。这种默契的配合，根本不需要任何指挥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指挥员，都知道该怎么打。
吴奇伟的部队开始混乱了。他们原本以为胜利在望，却突然遭到如此猛烈的反击。更可怕的是，红一军团的主力也开始从另一个方向包抄过来。
“撤退！快撤退！”吴奇伟意识到大势已去，急忙下令撤退。
但为时已晚。陈赓的干部团像一把尖刀，深深地插入了敌军的心脏。溃败很快变成了溃逃，吴奇伟的两个师丢下大量的武器装备，狼狈逃窜。
太阳升起时，老鸦山上飘扬起了红旗。陈赓站在山顶，俯瞰着遵义城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这一仗，干部团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但他也清楚地看到，很多战士已经累得直不起腰，有的人脚上全是血泡，有的人连枪都拿不动了。
宋任穷走过来，递给他一个水壶：“老陈，你说得对，这支部队确实是红军的‘御林军’。”
陈赓接过水壶，喝了一口，苦笑道：“御林军？我看更像是一群不要命的疯子。”
“疯子好啊，”宋任穷也笑了，“敌人最怕的就是我们这种疯子。”
05
遵义会议后的第二个月，红军开始了著名的四渡赤水。在这场被毛泽东称为“得意之笔”的战役中，干部团始终伴随在中央纵队左右，成为毛泽东手中的一张王牌。
有一次，毛泽东亲自来到干部团视察。他看着这些精神饱满的战士们，对陈赓说：“陈赓同志，你这个团可不简单啊，个个都是宝贝。”
陈赓回答：“主席，这些同志确实都是红军的骨干。他们中很多人都可以独立指挥一个团，甚至一个师作战。”
毛泽东点点头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把他们放在身边。危急时刻，这支部队就是定海神针。”
事实证明，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，干部团多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。他们时而是先锋，为大部队开路；时而是后卫，掩护主力撤退；时而是预备队，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。
最惊险的一次是在太平渡。当时红军主力已经渡过赤水河，但敌人的追兵突然出现，威胁到渡口的安全。陈赓带领干部团迅速占领渡口两侧的高地，构筑防线。
敌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，想要夺回渡口，切断红军的退路。干部团以一当十，死死地守住阵地。战斗最激烈的时候，陈赓亲自端起机枪扫射，宋任穷带头发起反冲锋。
这场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，干部团伤亡过半，但他们守住了渡口，保证了红军主力的安全。战后，毛泽东特地来到干部团，握着陈赓满是血污的手说：“陈赓同志，干部团立了大功！”
06
1935年5月，金沙江畔。
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，干部团的人数已经从最初的1000多人减少到不足800人。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却丝毫没有减弱，反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变得更加强悍。
这天深夜，陈赓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：抢渡金沙江。
“金沙江水流湍急，两岸都是悬崖峭壁，”陈赓在简陋的指挥所里对各营长说，“敌人已经控制了主要渡口，我们必须另辟蹊径。”
韦国清提议：“我们可以派小部队化装成敌军，骗取渡船。”
肖劲光摇头：“太冒险了，一旦被识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，一个当地向导被带了进来。这是一个瘦小的彝族老人，他告诉陈赓，在下游二十里的地方，有一个隐秘的渡口，只有当地人才知道。
“但那里水流更急，”老人说，“而且只有两条破船，很危险。”
陈赓当机立断：“就从那里渡！韦国清，你带四营的工兵先去，把船修好。肖劲光，你带上干队负责警戒。其余各营，做好渡江准备。”
第二天凌晨，当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，干部团开始渡江。两条小船在汹涌的江水中摇摆不定，每一次横渡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。
陈赓站在江边，看着战士们一批一批地渡过对岸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突然，一条船在江心被激流冲翻，十几个战士落入水中。
“快！救人！”陈赓大喊。
会游泳的战士纷纷跳入江中，拼命地营救落水的同志。经过惊心动魄的抢救，大部分人被救了上来，但还是有三个战士被汹涌的江水卷走，永远地留在了金沙江。
渡江持续了整整两天。当最后一批战士登上对岸时，敌人的追兵才姗姗来迟。他们看着滔滔江水，只能望江兴叹。
站在金沙江北岸，陈赓回望来路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支干部团，从组建到现在，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，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。他们用鲜血和生命，证明了自己是红军真正的精锐。
07
1935年6月，四川安顺场。
大渡河就在眼前，这条被称为“天险”的河流，水流湍急，波涛汹涌。对岸，敌人已经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，机枪阵地密布，任何试图强渡的部队都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。
陈赓站在河边，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对岸的敌情。在他身边，干部团的主要军官都聚集在一起，商讨着渡河方案。
“情况很不妙，”肖劲光放下望远镜，“敌人不仅控制了所有渡口，还把能找到的船只都烧毁了。现在我们手里只有一条小木船。”
“一条船？”林芳英苦笑，“这要渡到什么时候？”
就在这时，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：石达开当年就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。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，在部队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。
“历史不会重演！”陈赓斩钉截铁地说，“石达开失败了，但我们不会！干部团，准备强渡！”
宋任穷担忧地说：“老陈，用一条船强渡，代价会很大。”
“所以我们要用最精锐的力量，打开一个缺口。”陈赓转向各营长，“挑选最勇敢、最有经验的战士，组成突击队。记住，这不仅是一场战斗，更是一场和历史的较量！”
5月25日拂晓，强渡开始了。
第一批17名勇士登上了那条摇摇晃晃的小木船。他们都是干部团精心挑选出来的精英，有的是神枪手，有的是爆破专家，有的是格斗高手。领头的是二营的一个连长，叫孙继先，这个山东汉子以勇猛著称。
“同志们，”孙继先在船上对战士们说，“咱们干部团的脸面，就看这一次了！”
小船在汹涌的河水中艰难前行。对岸的敌人发现了他们，密集的子弹像雨点般打来，在船边激起无数水花。一个战士中弹倒下，鲜血染红了船板，但没有人退缩。
就在小船即将靠岸的时候，一发炮弹在船边爆炸，巨大的水柱差点把船掀翻。孙继先大吼一声：“快！冲上去！”
17名勇士跳下船，冒着弹雨向敌人的阵地冲去。他们的身影在硝烟中若隐若现，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。经过惨烈的肉搏战，他们终于在对岸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滩头阵地。
“成功了！”陈赓激动地挥舞着拳头，“快，第二批，第三批，立即出发！”
但渡河的速度太慢了，一条小船一次只能运十几个人。眼看着对岸的敌人援军越来越多，滩头阵地岌岌可危。
关键时刻，韦国清带着四营的工兵创造了一个奇迹。他们在上游找到了几根粗大的木头，连夜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木筏。虽然简陋，但能够一次运送三十多人。
随着援军源源不断地渡河，滩头阵地逐渐稳固。陈赓亲自带领干部团主力渡河，与先遣部队会合。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，他们终于彻底击溃了守军，控制了渡口。
战斗结束后，陈赓站在大渡河畔，看着那条立下奇功的小木船，感慨万千。他对身边的宋任穷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做到了石达开没能做到的事。”
宋任穷点点头：“是啊，历史没有重演。但代价……”
他没有说完，因为两人都知道，这次强渡，干部团又失去了几十名优秀的战士。这些人，每一个都是红军的宝贵财富，都有着成为高级指挥员的潜质。
08
长征路上，干部团创造的奇迹远不止这些。在飞越泸定桥的战斗中，他们配合红四团，用血肉之躯在铁索上开辟通道；在翻越夹金山时，他们不仅自己全员通过，还帮助其他部队运送伤员和物资；在草地行军中，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顽强的意志，成为部队的标杆。
更重要的是，干部团在长征途中还承担着培养干部的重任。每到一地宿营，陈赓都会组织学习和训练。他常说：“我们不仅要打胜仗，还要为红军培养更多的指挥员。”
事实证明，这种做法是有远见的。长征途中，由于战斗减员，很多部队都急需补充干部。干部团就像一个流动的军校，源源不断地向各部队输送合格的指挥员。据不完全统计，长征期间，干部团向各部队输送了300多名连排级干部，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成为了红军的中坚力量。
1935年10月，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，干部团只剩下不到500人。但这500人，个个都是百炼成钢的精英。他们不仅经历了长征的全部战斗，还在最危急的时刻一次次力挽狂澜。
在吴起镇，毛泽东专门接见了陈赓和干部团的主要干部。他握着陈赓的手说：“陈赓同志，干部团是长征的功臣啊！没有你们，很多关键的战斗都打不赢。”
陈赓谦虚地说：“主席过奖了，这都是大家的功劳。”
毛泽东摇摇头：“不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知道吗？蒋介石的将领们都在研究，为什么红军能够突破重围，完成长征。他们不明白的是，我们有你们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。”
确实，在国民党军的战后总结中，多次提到了这支神秘的“红军精锐”。他们不明白，为什么每次眼看就要得手的时候，总会冒出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部队，把他们的计划打乱。
多年以后，当年的敌军将领郭勋祺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红军有一支部队，人数不多，但战斗力极强。每次出现都在关键时刻，每次都能扭转战局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陈赓的干部团，号称红军的‘御林军’。”
09
长征胜利后，干部团并没有解散，而是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干部团的很多成员都成为了八路军、新四军的骨干。陈赓出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，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。宋任穷、肖劲光、韦国清等人也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将领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些从干部团走出来的将领们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。1955年授衔时，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，肖劲光同样是大将，韦国清、宋任穷被授予上将军衔。据统计，从干部团走出的开国将军多达30多位，其他军师级干部更是数以百计。
但更多的干部团战士，永远地留在了长征路上。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，没有等到授衔的那一天，但他们的精神和事迹，永远镌刻在了人民军队的历史上。
1960年，陈赓在病床上口述回忆录时，专门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干部团的故事。他说：“干部团是红军长征中的一个传奇。这支部队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，但它在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，是无法估量的。可以说，没有干部团，就没有长征的胜利。”
他特别提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：“他们都是最优秀的红军战士，每一个人都有着光明的前途。但为了革命的胜利，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。我常常想，如果他们活着，新中国会有多少优秀的将领和建设者啊。”
1961年3月16日，陈赓在上海病逝。临终前，他还在念叨着干部团的往事。他的警卫员后来回忆说，陈赓最后说的话是：“告诉活着的老战友们，干部团的精神不能丢……”
时光荏苒，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，但干部团的故事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。这支只存在了一年多的部队，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，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辉煌的一页。
他们是红军的精锐，是长征的脊梁，是永远的“御林军”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在最艰难的时刻，总有一群人愿意挺身而出，用自己的牺牲换取胜利的曙光。这就是干部团的精神，这就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。
今天，当我们走在和平的阳光下，不应该忘记那些在黑暗中为我们点燃火炬的人。他们的名字或许已经模糊，但他们的精神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【参考资料来源】
《陈赓日记》（1934-1936年），解放军出版社《红军长征史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《红军干部团战史》，军事科学出版社丁秋生：《长征中的干部团》，载《党史文汇》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》，解放军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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